应当说,在最大程度上乃是出于孔颖达对汉代毛诗学的论赞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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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宣榕 2025-04-05 11:28:21 2东渡新锐大厦河北省邯郸邱县

(《荀子·正名》) 形式上来看,如荀子亦主张心先天即能认识并肯定仁义法正,则理论上,按照荀子对心之主宰功能的强调,心当然也能够独立于欲望而按照仁义法正的要求来决定意愿的方向。

曰《易》、《书》、《礼》、《诗》、《春秋》,此五经之见于《法言》者。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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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今文、古文各成体系,而古文自身又有分别。[60]《儒林列传》亦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79]之后,缀辑汉代经师诂经之辞的《尔雅》一书,亦因为其工具书的性质,而附归于经类。

[33]但到了西汉初,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曰《诗》、《书》、《礼》、《乐》、《春秋》,此五经之见于《艺文志》者。潜鱼水底传心诀,棲鸟枝头说道真。

陈傅良推崇《周礼》,认为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亦几于礼矣[29],通过礼制的考察与讨论,便可以达到礼教之真谛。诚然,人情论自《礼记》开始便是礼学自身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考虑到阳明之后明代思想界对人情的探讨确有特别深化,故取前说。[12]智圆以外言儒、以内言佛,契嵩则以迹言儒、以本体言佛,其对儒佛的分判不言而明。见《嵇康集校注》,第544页。

[53][54]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84,126页。王阳明即是对此作自觉探讨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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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对朱熹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心论礼的转向上,而心与主体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转向推动了礼教思想主体化的发展。阳明的礼教思想在义理化方面对朱熹进行了反思,实现了从天理到心或良知的转向,这使得人对礼的践履更富于主体性,也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阳明以心为本,但并不意味着他只关注自身而对万民有所忽视,因为阳明的心并不是简单的个体之心,而是收纳了整个天理的宇宙万物之心。[19] 《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4页。

见(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423-1424页。以此来看礼教思想,则贵胄与农夫并无不同,四民异业而同道[78],礼教当然不应只行于士大夫。[27] 陈淳对此指出:盖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于心者也。[60] 士族社会终结后,原本仅流传于士族之间的经典开始渗入寻常百姓家,这使经典的神圣性降低了,更多的学者得以饱读经典,同时又敢于在诠释经典时平视而非仰望之。

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受佛教的影响和刺激,礼教的义理化成为儒学复兴过程中的重要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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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也有很大关联,如主体化表现为用心、性、情等概念言礼,而心、性亦是义理化的重要表现,这是由于心性论乃宋明儒学义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但心、性相比于理,有着更多的主体色彩,这也是为什么陆王在主体化道路上走得比程朱更远的原由。[66]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后世批评的封建礼教往往是针对宋明理学之后的礼教,就这一角度而言,礼教的成熟是在宋明实现的[4]。故阳明云: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36],礼之本便是心,礼可以视作本体之心在经验世界的彰显,礼之文便是心之条理。换言之,可以说这是把儒教道德从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之学扩大为民间的日常性生活规范。黄佐则制定了著名的《泰泉乡礼》,甚为清人所看重。[5]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55页。[51][52] 《杨简全集》,董平点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6,1876页。

[7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426页。[87] 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62] 《李觏集》,第20页。[20]太虚是生化万物的宇宙本体,礼之太一则指礼之本。

天理在中而着见于人事,人事在外而根于中。[26]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 陈寅恪指出: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朱廷立整理《家礼节要》,认为君子之政,所以善其俗者,礼而已矣[86],为官期间尤为重视化民成俗。[76][77]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61,1066页。[14] 《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页。

阳明以心或良知论礼的做法,一方面延续了宋代理学对礼之依据的追问,因为心或良知是可以通过内在的感应来认知的,这使得礼获得了真正具有实操性的规范依据。主体化意味着礼教活动、礼教诠释中主体的在场,这种倾向与义理化相伴而生,在阳明以心言礼后尤为凸显。

张载论礼之本源云: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65]故黄宗羲赞誉: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66],章太炎亦云:张载颇重礼教,在乡拟兴井田[67]。

理学家提出礼即理,努力从本末体用角度化解名教之礼与自然之理的紧张和冲突[13]。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34],故阳明礼教思想的根本在于以心论礼,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35],心之本体即为天理,同时也是礼,心、理、礼三者在阳明哲学体系中实现了统一。

从朱熹对濮议的看法,到阳明学者的议礼立场,无疑意味着从天理到良知、人情的转变,同时也体现着礼教思想主体化倾向的发展。由于义理化与本体论相联系,主体化则与心、性、情等心性概念相联系,而心学学者又有着本体与心性合一的倾向,故义理化与主体化之间有着相似之处。李觏认为礼囊括了所有政治文化制度与道德伦理原则,乐刑政一于礼。[81]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200页。

[12] (宋)契嵩著,邱小毛、林仲湘校注:《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104页。深刻的社会危机与程朱理学在避免与挽救危机上的无力,迫使当时的思想家在天理的外在强制之外另辟蹊径。

就此而言,名教与礼教的含义大体无差,所谓名教,简单来说,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儒学有关社会制度的规范和社会价值理想,也就是儒家的礼教。这一方面指主体在礼教行为中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主体对于是否与如何践行礼具有了主动性。

[17] 《王安石全集》,秦克、巩军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宋儒对古礼最大的损益之一,便是制定与关注庶人之礼,这正是礼教民众化的表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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